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順利舉行。會議強調，要更加突出就業優先導向，確保重點群體就業穩定。依托平臺而興起的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和貨車司機等靈活就業勞動者作為重點就業群體之一，其數量正在迅速增長。政府部門如何聯動平臺，做好這一龐大體量群體的群眾工作，已經成為新時代需要細致解答的一道民生考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興青年群體的利益訴求與政治傾向研究”中，學者廉思、張憲的研究成果《重新認識平臺:高機動性群體與交互式治理——基于短途貨運司機的考察》為此提供了新思路。文章認為，短途貨運平臺等互聯網平臺搭建了政府與無數分散流動的靈活就業人員之間的溝通治理“橋梁”，不僅增加了就業機會，而且為此類群體提供了一個安全可控的情緒宣泄出口，將成為政府管理手臂的有效延伸。
貨車司機群像：既傳統又現代的新職業群體
本篇論文從人口特征、職業狀況、潛在風險三個方面詳細刻畫了短途貨運司機目前的生存現狀。調查顯示，短途貨運司機群體以農村進城務工的中青年男性為主體，學歷集中在初高中階段，已婚已育比例較高。在職業狀況層面，其工作狀態具有獨立性(獨自完成貨物運輸)、動態性(運輸路線機動靈活)和自主性(自主接單自我管理)的特點。雖然短途貨運司機經濟風險承擔能力相對較弱，但從職業認知來看，其職業自豪感和工作滿意度仍保持較高水平。
另一方面，調研也指出，在短途貨運司機群體的日常工作中存在著一些可能導致不穩定風險的“隱秘角落”，包括工作中遇到客戶投訴、與客戶發生糾紛、存在職業發展瓶頸等。短途貨運司機呈現出“傳統”與“現代”交織共存的狀態，他們具有現代就業理念和一定的互聯網使用能力，但同時又是身份意義上的農民工和職業類型上的重體力勞動者，解決該群體的“急難愁盼”問題，需要各方主體長期共同努力，尤其應當充分認識并積極發揮深度嵌入司機勞動過程之中的互聯網平臺的作用。
防范化解社會風險，互聯網平臺成為“緩沖帶”
論文指出，互聯網貨運平臺具有傳遞信息、反饋意見以及化解糾紛的“潤滑劑”功能。從調查數據來看，大多數司機認為互聯網貨運平臺不僅減少了司機與客戶之間的糾紛數量，也降低了解決糾紛的困難程度。平臺借助其矛盾糾紛處理機制，努力將沖突變為對話和共識，營造了體面勞動的工作氛圍。
在鞏固群體穩定方面，學者廉思、張憲則認為，平臺是連接無數原子化司機的唯一“接入口”。政府只要聯系好“平臺”，就聯系了眾多原子化個體，司機也就被納入組織化的管理視域；而缺少了“平臺”這個界面，政府由于無法一一對接眾多原子化個體，司機游離于管理視域之外，反而可能成為“問題”群體。一方面，平臺通過不同種類的文化產品增強司機歸屬感，強化了其對職業身份的認同感，弱化了對等級身份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互聯網平臺通過建立有序的投訴反饋渠道，為司機群體的訴求表達裝上了“安全閥”。課題組的調研結果顯示，“向平臺投訴”不僅是平臺司機群體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更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安全可控的情緒宣泄出口，從而避免了更大范圍的情緒積累，消解了集體行動的意愿，降低了發生群體聚集的可能性。可以說，互聯網平臺憑借其“第三人”身份，充當了貨運司機與政府之間的“緩沖帶”，起到了防范化解社會風險的作用。
賦能公共治理：互聯網平臺“交互式治理”新模式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約2億人，占我國人口總量的1/7。面對如此龐大體量的群體，在社會治理方面，互聯網平臺表現出了不同于傳統治理手段的反應敏捷、組織高效、靶向精準、系統協同的機制優勢和行動價值。論文指出，平臺上積累了大量勞動者不自覺的行為軌跡，能夠成為研判群眾行為模式最“靠譜”的數據庫，平臺在實現勞動者自己的勞動價值以外，還可以利用勞動者不經意間產生的信息流對其進行管理、服務，甚至引導。基于此，學者廉思、張憲也提出了“交互式治理”的新概念。據文章介紹，平臺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類政府”的角色，其無須借助常規的科層管理方式，也無須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就可以找到分散的、呈流動態的原子化勞動者，從而實現對他們的“集中統一”管理。
此外，平臺憑借數據庫能夠幫助政府更精準地掌握眾多勞動者的需求狀況，繼而精準擬訂相應政策和對策，提高服務響應速度和社會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同時，平臺還可作為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渠道，通過平臺充分吸納勞動者意見，有利于社會各方形成共識，優化輿論回應與公共決策的互動體系。將平臺治理納入公共治理的生態系統中，將有助于提升治理決策的智能化和科學性。
近年來，以平臺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蓬勃興起，聚集了大量新就業群體。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2年，貨拉拉平均月活用戶由730萬人增至1140萬人，平均月活司機由50萬人增至100萬人。該篇文章基于對短途貨運司機群體的考察，以小見大進一步思考如何將靈活就業群體的主要訴求和權益保障通過平臺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框架之內，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